[42] 杜承铭：《论基本权利之国家义务:理论基础、结构形式与中国实践》，《法学评论》2011年第2期，第30页。

第二，对司法解释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是较为可行的。首先需要回应的是，两者间有无包含关系？如此设问，主要原因是两个条文客观上具备部分包含关系的形式基础，如作为第20条主体的自治机关显然涵括作为第19条主体的人大，两条又均具有变通的内涵。

如有学者指出：变通执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的变通主要对象是政策。[56] 参见徐合平：《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解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121-122页。综上所述，全文结论如下图所示： 注释: [1] 学界一般认为《共同纲领》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起临时宪法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宪法性。目前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单行法设定变通规定制定权的依据在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73]这也是单行法变通规定与单行条例最大的属性契合点。但目前学界的理解却失于形式化，主要观点有三。

不论是事项属性靠近原则还是便宜原则，主体的差异当然会对条款的选择适用施加能动影响。第三，基于《宪法》第116条对变通内涵的暗线处理方式以及变通实现形式的差异，《宪法》第115条实际上构成了《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0条的直接上位规范。合宪审查机制通常是由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实施，而合法审查则无需专门监督机构，一般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均可实施。

在许多英联邦成员国家，弱司法审查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美国宪法研究者曾经有云：法院更应像一个冷静谨慎、值得信赖的照顾他人财产的受托人{3}，这形象地道出了私法意义上法院对公民财产的守护作用。综上所述，宪法守护者担当守护宪法的重任，必须应当具备规范性中立性权威性和专业性等属性。等级会议于宪法受侵害时提起诉讼之权利。

法院对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审查，可以防止多数民主暴政和行政权力的压迫，从而将政府行为控制在宪法界限内，最终保障人权。德国的宪法守护者历史比较悠久，情况比较复杂。

而宪法赋予的相应权力和违宪处罚机制又确保了守护者的权威性。中国宪法守护者的规范性主要体现在《宪法》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七条的相关条款，以及新修改的《立法法》相关条款之中。鉴于以上观点，法院（普通法院系统和宪法法院）担当宪法守护者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这就需要考虑其他的方案。国家形式是由主权者（人民或君主）在例外状态之下进行政治决断的产物，而宪法（绝对宪法）仅仅是描述和表达这个决断过程。

如果让天使统治人，则政府便无需内部和外部的控制，建构一个由人管理人的政府，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首先能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则是强制政府控制它自身{12}，只有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否定才会使政府保持良性的运转，最大限度保护人们的自由。而国家作为法的主体，其享有权力的特性决定了其天生就会走向专断和压迫的危险，在国家缺少自律的情况下，必须由宪法来规范它。将帝国总统看作是宪法的守护者，而排斥魏玛宪法构建的国事法院，这的确与主流宪法理论不同。权威性好像不存在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最大。

[33]《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a）香港特区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法院作为宪法的守护者是通过司法行为本身来获得的。

处于宪法和一般规范之间的法律逃脱了监督，宪法守护就等于是失败的。一方面，体现行政权内部的制约，另一方而，保民官主要对任何总体上有违平民利益的行政行为有进行否决的权威，包括公民大会的法案和元老院的法令，以确保行政行为和立法行为能够体现人民利益。

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院在整体上从属于立法机关。合宪审查意旨通过宪法的理解与解释，撤销并纠正违宪的规范性文件，以维护宪法的尊严与最高权威，保障宪法得到根本实施。因此，离开了宪法的社会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和系统结构的塌陷。以上所提到的只是常规政治之下侵犯宪法的力量，在社会发生大规模动乱的情况下，一些社会的力量以及其他潜在的力量也可能侵犯宪法。第二个时期特点是共同意志发挥作用，显然，第二阶段不同于第一阶段的地方，即第一阶段的个人意志虽然是一切权力的本源，但是杂乱的和零碎的，个人意志始终是其本源，并构成基本成分。因此，人们也称其为，而且确言之常常称其为‘宪法保障{4}，功能主义意义上的宪法守护者也可以等同于宪法保障者。

二战之后的德国，在吸取魏玛宪政的经验和教训之后，在宪法守护者的问题上进行了创新，设立了专门的宪法法院来充当宪法守护者。关键词:  宪法 宪法监督 宪法守护者 20世纪30年代，德国政治宪法学者卡尔·施密特在批判自由主义、规范主义法律观的基础上，结合《魏玛宪法》之下的德国宪政状态，推出了《宪法的守护者》[1]这本著作。

因此，司法机关充当德国宪法守护者是不合适的。法院相对于立法、行政机构而言，其司法性质决定了其具有的中立性权威性和专业性特征。

西耶斯阐述的第一和第二个阶段，实际上完整地展现了人民形成公意，制定宪法的决断过程。宪法根本法必须有一个具有具体政治人格的主权承受者，而不能由某种规范来充当主权。

如果守护者没有权威，其表征意义就会大于实质意义。就算出现地方政府敢于违反中央这样的事例，那实际上也属于极端例外的场合不同权力机关之间根据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而展开的‘斗法，结果往往只是以效力等级更高的法律来取代行政法规而已，对法律体系的整合性的推理论证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7}，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合宪性审查以及判断标准在本质上始终遵从立法权的自我逻辑关系，并不以宪法解释为基础。作为国家，更应该遵循宪法确立的客观价值秩序，利用公共权力保障这些宪法价值的实现。但是，日常政治之下，人民处于退场的状态，法律守护者就会出场。

除此之外，为了论证总统作为魏玛宪法的守护者，施密特还对其他流行的宪法守护者进行了批判，最终确立了总统宪法守护者的地位[26]。威斯敏斯特议会享有大英的最高权力，它可以制定法律并监督法律的实施，因此，议会变成了宪法守护者。

{8}卡尔·施密特也认为：中立性此一用词所具有之否定性的，也就是导离政治性决定的意义。广义宪法涉及城邦存在的目的性，即如何确保城邦人民过上优良的生活，这是近代宪法所关注的公民和国家问题的古代版。

魏玛宪法时期，国事法院（联邦高等法院）被界定为帝国宪法的守护者[21]。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26}。

当然，宪政实践中，个体组成人员容易受到政治、党派等因素的影响，其对道德素质的苛求可能变得并不现实。二、为什么宪法需要守护者 徒法不能自行，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通过实施才能实现保障人权的核心价值，而不是形式上政治的点缀物[4]。宪法是人民制定的，人民将自己应然的价值心理，凝结成价值目标，通过制宪权决断制定了宪法。自从美国革命以来，宪法的使命与前资本主义已经有很大的差别，其中心任务从构建政治权力结构转向限制权力和保障人权。

而另一个词Keeper的含义为看守人、保护人、饲养员{2}。宪法是享有制宪权的人民制定的，人民主权原则就是在此意义上的。

法律意义上宪法守护者存在于宪法自身结构之中，是规范意义上宪法的守护者。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是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

[31]需要注意的是，法国的宪法委员是一个独立于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宪法监督机关，尽管在其人员任命上体现了政治性，但其本质上是一个宪法司法机关。1879年建立的帝国最高法院可以对联邦法律进行实质性司法审查，即审查的对象性法规是否具有宪法基础。